编者按：2016年5月25日，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逝世。在她去世的半年之后，一本名为《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的回忆纪念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选收文章46篇，近30万字，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生动地反映了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个别文章更是首次披露了她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全部经过。书中所选文章皆为首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凤凰文化摘选了吴宓之女、杨绛先生遗嘱执行人吴学昭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以缅先生。文章原题为《先生回家纪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2016年5月24日下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杨绛先生，万没想到这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见！

因为有些日子未去探视，保姆小吴见我走近病床，趴着杨先生的耳朵说：“吴阿姨来了！”久久闭目养神的杨先生，此刻竟睁大眼睛看我好一会儿，嘴角微微上翘，似有笑意，居然还点了点头。随后轻轻地嘟囔了一句，隔着氧气面罩，听不很清，意思应该是：我都嘱咐过了……我从未见过杨先生如此虚弱，心上酸楚，强忍住几将夺眶而出的泪水，答说：“您放心！好好休息。”杨先生已没有气力再说点什么，以眼神表示会意，随即又闭上了双眼。据一直守候在杨先生身旁悉心照顾的保姆和护工说，此后到“走”，杨先生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不久，杨先生的侄媳和外甥女也来探望。内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请我们到会议室，介绍了杨先生病情，说她目前大致稳定，但已极度虚弱，随时有意外发生的可能。我还是那句老话：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这是杨绛先生反复交代过的，她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杨先生的身子暖暖的，手足却凉。小吴和护工不断摩挲杨先生的手臂使它热乎，又用热水为杨先生泡脚生暖。她静静躺着，乖乖地听任她们摆布不做声。

我时时盯着监测仪，不祥之感突如其来。时已晚上8点多钟，大大超过了探视时间，可我还想在杨先生身边多待一会儿。后来经不住传达室同志的一再催促，才依依不舍离开。他们为等候我们交还探视证、取回身份证，已耽误下班好几个时辰了。

当日午夜时分，医院来电报告杨先生病危。我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部部长池净、杨绛先生遗嘱的另一执行人周晓红，以及杨先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所长，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急急奔往协和，一心想着亲送杨先生最后一程。但待我们到达病房，杨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是2016年5月25日凌晨1：30，所幸老人临走没有受罪，有如睡梦中渐渐离去。

方经洗面、净身、换衣的杨先生，面容安详，神情慈和，就跟睡着了一样。协和医院的值班副院长、值班医师、护士长、护士同志，与我们一起向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深深鞠躬道别。我们谢过了连日来为治疗护理杨先生辛勤劳累的医护人员，缓步推送杨先生去太平间安放。

杨绛先生遗嘱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在遗体火化后公布。对于杨绛先生这样一位深为读者喜爱的作家、一位大众关心的名人，如此执行遗嘱难度很大，首先媒体一关就不好过。幸亏周晓红同志和我，作为杨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在杨先生病势危重之际，已将杨先生丧事从简的嘱咐报告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恳请领导知照有关单位打破惯例，遵照杨先生的意愿丧事从简办理。后来丧事办理顺利，一如杨先生所愿，实与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有关。

2016年5月27日清晨，协和医院的告别室绿植环绕，肃穆简朴。没有花圈花篮，也没张挂横幅挽联，人们的哀悼惜别之情，全深藏心底。杨绛先生静卧在花木丛中，等待起灵。她身穿家常衣服，外面套着上世纪80年代出访西欧时穿的深色羊绒大衣，颈围一方黑白相间的小花格丝巾，素雅大方。这都是按杨先生生前嘱咐穿戴的，她不让添置任何衣物。化了淡妆的杨先生，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细眉高扬，神采不减生前，只是她睡得太熟，再也醒不过来。

尽管没有通知，许多同志还是赶来送别杨先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来了，副主席陈奎元来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了，看望了亲属并讲话；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负责同志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作家协会负责同志来了。温家宝同志、吴仪同志也来了，他们是以杨绛先生生前好友的身份来相送的。温家宝同志慰问了杨先生的亲属。吴仪同志悄悄来去，将两枝自家院里种的粉红玫瑰放到杨先生身旁，知道她喜欢。这里没有前呼后拥，也无嘈杂喧哗，人人都轻手轻脚，生怕把睡梦中的杨绛先生闹醒。

起灵前，众至亲好友行礼如仪，将白色的玫瑰花瓣撒在杨先生覆盖的白被单上。我和周晓红等乘坐灵车陪伴杨先生去八宝山，陈众议所长留下向媒体发布讣告。讣告内容如下：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一百零五岁的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1：30与世长辞。

遵照杨绛先生遗嘱，她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杨先生生前已将她和丈夫钱锺书先生二人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母校北京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鼓励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但好学上进的学子，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并希望领受奖学金的学子学成后，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履行协议，在享有钱杨作品因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有义务负责全面维护钱杨二人作品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相关权利不受侵犯。

关于许可他人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钱锺书、杨绛作品的权利以及钱杨作品的发表权，杨绛先生已委托专人行使。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杨绛先生遗体已于5月27日火化。

从讣告看，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已一一安排妥帖；与众不同的是，这一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并交代遗嘱执行人，讣告要待她遗体火化后方公布。

*

杨先生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对身后事安排考虑的睿智、周到、理性，往往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

对于年老衰迈、死亡病痛这类话题，一般人、特别是老年人，不喜欢也不愿多提，杨先生却不忌讳，不但谈论，且思考琢磨，体会多多。我就听杨先生说过“病”与“老”不同：她以为“病是外加的，临时性的，不论久病、多病，可以治愈。‘老’却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渐萎弱，以至熄灭；是慢吞吞地死。死是老的perfecttense，老是死的present participle；dying也。老人就是dying的人，慢吞吞，一面死，一面还能品味死的感受”。

杨先生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无论读书、作文、处事怎样忙个不停，永远都那么有条有理，从容不迫。

同住南沙沟小区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杨先生也等着动身；只是她一面干活儿一面等，不让时光白白流过。

为保持脚力，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七千步渐减为五千步、三千步，由健步而变成慢慢儿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坚持走步不偷懒。

日复一日的“八段锦”早课，2016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离地两三寸了。

毛笔练字，尽量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笔”，少有间断。只是习字时间，已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步步缩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

杨先生这“钱办”司令真是当得十分辛苦，成绩也斐然可观。

《钱锺书集》出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出了，《钱锺书英文文集》出了，《围城》汉英对照本出了，尤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容安馆札记》（3巨册）、《中文笔记》（20巨册）、《外文笔记》（48巨册，附1册）在内皇皇72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竟于杨先生生前全部出齐。很难想象，杨先生为此倾注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论中英文，杨先生都亲自作序，寄予深情。

还有，钱锺书先生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珍藏多年的谭复堂献《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也出版了。杨先生因为手札珍贵，担心丢失，不想拿出家门，宁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登门扫描。连续十多天，她让出起居室供人文社同志们工作，自己躲进卧室读写。

杨先生在忙活钱著出版的同时，不忘自己一向爱好的翻译和写作。她怀着丧夫失女的无比悲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她仔细研究原著多种版本的注释，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而力求通达流畅。她成功了，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斐多》出版后，杨先生私下说，她原来倒没想深究灵魂死不死，而更想弄清“绝对的公正”“绝对的价值”究竟有没有？如今不是仍在讲“真、善、美”吗，是非好恶之别，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杨先生思念女儿，又写了《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中，与锺书和圆圆又聚了聚，写到动情处，泪滴溅落纸上。

《走到人生边上》，则写得不那么顺当，有过周折，颇费心思。听杨先生说，此作起意于她94岁那年，立春之前，小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闲来无事，左思右想，要对几个朋友“人死烛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一致信念来个质疑。

没想到一质疑，便引发了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从未想过，有些还是经常想的，只是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留在心上。糊涂思想清理一番，已不容易，要一个个问题想通，就更难了。不料问题越想越多，好似黑夜走入布满乱石的深山僻径，磕绊跌撞，没处求教。自忖这回只好半途而废了，但是念头愈转愈有意味，只是像转螺丝钉，转得愈深愈吃力；放下不甘心，不放又年老精力不足。正像《堂吉诃德》里丢了官的桑丘，跌入泥坑，看见前面的光亮却走不过去，听到主人的呼喊又爬不起来。

杨先生说：“我挣扎，这么想想，那么想想，思索了整整两年六个月，才把自以为想通的问题，像小姑娘穿珠子般穿成一串。我又添上十四篇长短不一的注释，写成了这本不在行的自说自话。”她为台湾出版此书的繁体字本写道：“我这薄薄一本小书，是一连串的自问自答。不讲理论，不谈学问，只是和亲近的人说说心上话、家常话。我说的有理没理，是错是对，还请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教。”

此前及其后，杨先生的《文集》《全集》先后面世。出版社营销部门的同志出于职业习惯，总想弄个研讨会什么的热闹热闹，或请杨先生上上电视、做客网站，吹吹自己。他们好心，却不清楚，这对不喜张扬的杨先生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躲避名利，晚年依旧。我印象较深的，就有三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杨绛先生荣誉学部委员，她没去领受荣誉证书；讣告中也没让写上这一头衔。

2013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已入选为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她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历，并提供两张近照。杨先生的答复是：“自揣没有资格。谢谢！”

2014年4月，钱、杨二位先生曾就读的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院长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Frances Cairncross）女士来函称，在Exeter学院建立七百周年之际，该院以推选杰出校友为荣誉院士的方式纪念院庆，恭喜杨绛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荣誉院士，特此祝贺。

杨绛先生不使用电脑，便口授大意，要我代复电邮说：

尊敬的FrancesCairncross女士，

我很高兴收到您4月25日的来信。

首先，我代表我已去世的丈夫钱锺书和我本人，对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建立七百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很荣幸也很感谢艾克赛特学院授予我荣誉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贵院上课的一名旁听生，对此殊荣，实不敢当，故我不能接受。

杨绛

Frances Cairncross是牛津大学Exeter学院建立七百年来的首任女性院长，已任职十年。此次当选的荣誉院士只有两位，全系杰出女性：一位是西班牙王后，一位就是杨绛先生。FrancesCairncross怎么也想不明白，别人求之不得的殊荣，杨绛竟然拒绝。她转而求助于我，要我帮助说服动员，一定将她5月4日的来信所言充分转达杨绛先生。

Frances Cairncross院长生怕杨绛先生误解ExeterCollege授予她荣誉院士，系因她是钱锺书先生的遗孀，因而再三解释：

1.杨绛自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ExeterCollege知名校友众多，我们却从未考虑过授予其遗孀荣誉院士。杨绛的情况很特殊，事实上如果她接受这一荣誉，将有助于在欧洲弘扬她的学术成就。

2.她对塞万提斯研究做过重要贡献，我院设有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语言和文学讲座，现任阿方索十三世讲座教授埃德温·威廉逊（Edwin Williamson）也是一位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他本人对杨绛女士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深感兴趣。

3.目前我院还没有女性学者获此殊荣；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女院长之一，我对此深表遗憾，这也是我热切希望她能接受此荣誉的原因之一。

我将Frances Cairncross院长托付的话，详细转达杨先生，并将她的电邮打印送杨先生亲自阅看。然而杨先生再次辞谢，5月7日命我大致如此作答：

尊敬的FrancesCairncross院长：

您5月4日的来信，我已认真仔细拜读。您和您的同事们对我的褒扬和赞赏，您再次敦促我接受Exeter学院最高荣誉所抱的热切、真诚，我深感亲切，受到感动，甚至回想起1935—1937年我与钱锺书在Exeter学院、在BodleianLibrary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然而，我仍不能不坦诚直告尊敬的阁下，我如今103岁，已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虽然我非常感谢您们的深情厚谊，我仍不得不辞谢贵院授予我荣誉院士的荣誉，敬求您们原谅和理解。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杨绛

Frances Cairncross院长此时大概已对杨绛先生的“倔”脾气有所领会，于是回复说，“以我对您超众脱俗品格的了解，您具有尊严和思虑缜密的回信应在我的预料之中。未能将您延揽入我院授予的极少数的杰出的女性荣誉院士中，我个人非常难过，但我尊重和接受您的理由。感谢您为回应我们的请求，做如此认真的思考。”

杨绛先生心感Frances Cairncross的理解和宽容，提出《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后，将请商务印书馆代为寄送牛津大学Exeter学院图书馆和FrancesCairncross院长各一套，以表达对母校的栽培和对院长的感激之情。钱锺书这些涉及七国语言的笔记，正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Exeter学院求学时做起的，使用的还是Exeter学院的练习簿。

Frances Cairncross要我转达杨先生，深表谢意。她写道：您亲切友好的来信，对我前些日子的失望是一个莫大安慰。杨绛提出赠与学院和我的美好礼物，让我深受感动。我的同事请您代我们向她热情致谢。

*

杨绛先生历来低调，不爱出头露面；90岁前已决心“蛰居泥中”，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哪里想到2013年暮春，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拍卖钱锺书、杨绛书信手稿一案，不但把她从泥中揪了出来，还抛向风口浪尖，连日登上社会新闻的头条！

2013年5月下旬，媒体连连曝光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举行钱锺书、杨绛、钱瑗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01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包括66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杨绛12封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钱瑗书信等。拍卖公司公告，这批手稿信札定于6月8日在现代文学馆展出。公司已将这些拍品拍摄成数码照片，刻制光盘，广为散发、宣传。6月1日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研讨会，进行预展。于是钱锺书先生的书信手迹满天飞。所谓的“钱学研究家”们，兴高采烈，为拍卖公司造势助阵，在媒体和网站，大肆披露宣扬钱、杨私人书信内容。甚至有一位所谓的“旅美钱学家”，居然还根据拍卖方提供的光盘，对钱锺书先生的书信作了笺证。

个人隐私竟可拍卖，怎不令人吃惊！自然引起社会关注。

这次拍卖的，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钱、杨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总编辑李国强的通信。杨先生立即去电质问，李国强答非所问，以后干脆不回应。

2013年5月26日，杨先生决定依法维权，发表公开声明：“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的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她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她说：“现代社会大讲法治，但法治不是口号，我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我作为普通公民，对公民良心、社会正义和国家法治，充满期待。”

杨先生的话感动了无数有良知的人。

真是得道者多助，声援源源而来。

清华大学和其他高校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对私人信件拍卖引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一致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应依法禁止。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同志表态认为：“钱锺书私人书信将被拍卖的行为，可能涉及物权、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多项权利。就著作权问题而言，书信作为文学作品，著作权属于作者，即写信人。拍卖活动的相关行为在对信件进行处分的时候，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对书信做著作权意义上的任何利用，否则涉嫌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将书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公之于众，就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表示“深切理解并尊重杨绛先生的感受和反应。鉴于由此给杨绛先生带来的困扰，目前正积极协调有关人士，希望委托人能充分尊重杨绛先生的意愿”。他们还建议并督促有关拍卖企业积极融通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秉持杨绛先生一贯遵守的“对文化的信仰”和“对人生的信赖”精神，使问题尽早妥善解决。

2013年5月31日，因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即将举行研讨会、预展等活动，时间紧迫；杨先生的代理律师急去法院登记立案，申请诉前禁令。6月3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诉前禁令裁定，责令被申请人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锺书、杨绛夫妇及女儿钱瑗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这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该院发出的首例知识产权诉前禁令。

在此期间，还有另一插曲：2013年6月1日，杨先生读报始知，保利拍卖公司亦有三封钱锺书、杨绛信件将于6月3日上拍。6月2日，代理律师上午向保利公司发函请立即停止侵害。杨绛先生亦于下午发出紧急声明，严词反对保利在内的拍卖机构拍卖钱杨书信，并表示绝不妥协，一定坚持维权到底！各媒体网站很快播发。当日18时许，保利拍卖公司在其官网上公告，钱锺书、杨绛三封信件撤拍。

2013年6月6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法院发出禁令三天后，宣布停拍钱杨书信手稿，然其侵权行为已造成伤害，诉讼继续。

由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在即，102岁高龄的杨先生体弱不宜亲自出庭，10月26日拍摄录像，以备当庭播放。她在录像中，强烈表示对于这件事，在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感情很受伤害。“我打这官司，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否则给别人的信都可以拿来拍卖，那以后谁还敢写信？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承诺都没有了。两位被告做错了事，就应承担责任。”她委托律师代为诉讼，希望法庭依法判决，支持她的请求。

经过激烈的庭前辩论等许多程序，2014年2月17日，北京二中院一审宣判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判定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贸圣佳公司和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中贸圣佳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014年4月10日，杨绛先生得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就她诉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中贸圣佳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至此，持续几近一年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杨绛先生将所获赔偿金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此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评为2014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之一。确像杨先生说的，她这回挺身维权，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大家。

*

长时间的应对侵害，费心劳神，于杨先生的健康不无影响。她预感来日无多，更加紧对身后诸事的处理。

2014年9月，杨先生将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还有钱锺书先生密密麻麻批注的那本韦氏大字典，全部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移交时，周晓红和我在场，杨先生指着起居室挂着的条幅字画，笑说：“这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先留这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样？免得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国博同志立答：“当然，当然。全听您的。”

遗嘱已经公证。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做了交代。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她身后归还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的小条。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只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

杨先生后来也像父亲老圃先生早年给孩子们“放焰口”那样，分送各种旧物给至亲友好留念。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也有小古玩器物等等。我得到的是一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版的THE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英诗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学昭妹存览绛姐赠。”我惊诧于杨先生的神奇：我从未跟她提及喜读中英旧诗，她竟对我与她有此同好，了然于心。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珍贵，它曾为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伴她入梦。许多页面，留有她勾勾画画的痕迹。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一叠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的唐诗宋词，都是些她最喜欢的诗词。第一页面上赫然写着：文革时抄此，入厕所偷读。我能想象这一页页用钢笔手抄的诗词，当年曾被她贴身带入劳改厕所，在清理打扫之余，“猴子坐钉”式地蹲坐便池挡板上，偷偷诵读，自娱自乐。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我怎敢领受？可是杨先生执意说：“拿着，留个纪念。”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她存有许多对她作品反应的剪报。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跤，寄来膏药，让她贴贴。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位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托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称为她的“小情人”。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振作，告他：爱，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绝望的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而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品。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杨先生走后，我们在清理遗物中，发现一大袋已经拆封的读者来信，多数来自大陆，也有“台粉”“港粉”还有“洋粉”寄来的。杨先生在许多信封面上，批有“待复”“当复”……最后可能都没有作复。这里，我想借此文之一角，向杨先生亲爱的读者朋友说声：“对不起！”杨先生最终没能如你们所愿，和大家见个面、回封信，实在是因为她已太年老体弱又忙，力不从心了。她感谢你们的关心、爱慕和呵护，给她孤寂的晚年带来温暖和快乐。在她内心深处，真的很爱你们！2011年7月，杨先生百岁生日前夕，同意在《文汇报·笔会》上作“坐在人生边上”的答问，也正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说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人生感悟，向亲爱的读者最后道别。

今年春节，杨先生是在医院度过的。旧历大年初一，我去协和探视，床前坐坐，聊聊家常。末了杨先生又交代几件后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杨先生却幽幽地说，她走人，那是回家。要我“别太难过，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2016年5月27日上午9时许，我去八宝山送杨先生回家。当电化炉门咔嚓一声关闭，杨绛先生浴火重生之际，我脑海中突然冒出杨先生上述那话。我知道，杨先生不信上帝，也不信佛，她之所以有时祈求上苍，不过是万般无奈中寻求慰藉，也安慰他人。她仿佛相信，冥冥之中，人在做，天在看。然而不论如何，我宁愿相信灵魂不死，但愿有朝一日，还能与这位可爱的老人在天上再聚聚。

2016年7月30日午夜